我国独树一帜、具有悠久历史的针灸技术(包括兽医针灸技术)，有其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程。新中国创建后，由于广大兽医工作者的刻苦钻研，反复试验，有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阐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兽医针灸技术上所作的伟大贡献，正确评价其在祖国兽医学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批判地继承、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进一步发掘和提高我国的兽医针灸技术，以推动我国兽医针灸技术和整个兽医科学事业更快地向前发展，为四化建设事业服务，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一）

针灸技术是祖国医药学伟大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千万年来对保护人畜健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古代劳动人民在应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同时，用“石”(许慎《说文解字》:“砭”的意义是“以石代针”)(如图)、骨针刺疮放血;如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南仰韶遗址中发现石刀、骨针，1963年在内蒙多伦县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具有切割痈疡和针刺两种性能，这是针刺外治疗法的起源。我国四、五十万年前，人们学会了人工取火(如钻木取火、磨擦取火等)以来，从烤火、按摩得到温暖、止痛，逐渐发展到用以治病，这是艾灸等温热疗法和推拿疗法的起源。利用空心兽角作为拔罐器具用来治疗某些疾病(如排脓止痛)，嗣后便演变为针灸疗法中的拔罐法(古称“角法”)。在找寻食用植物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某些植物在食后有反应，可治病作药用，这就是传说中“神农尝草”的事实真相，是发现和应用“中草药”防治人畜疾病的起源。总之，针灸、推拿、药物等，都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同疾病作斗争的产物。“医者，治病工也”(《说文》)。在奴隶社会里，医，就是会治病的奴隶;他们集无数劳动人民的智慧，积无数劳动人民丰富的医疗经验，才创造发明了医药(包括针灸技术)，并且推动它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关于针灸技术的记载。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发现来考察，都证明在战国秦汉时代针灸技术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民间应用很普遍，而且整理出了系统的有关论著(如《内经》等)。例如，当时的民间医生扁鹊医术很高明，他能运用望、闻、问、切四种方法诊断疾病，运用针灸、熨敷、汤液、按摩等多种方法治疗疾病。有一次，他行医到虢国时，就用针刺百会穴和灸熨两侧腋下，治好了虢国太子的尸厥症，在当地大为轰动。山东曲阜孔庙里的微山县两城山出土的东汉画象石上的《扁鹊针灸行医图》，这种半鸟半人的形象，不仅是神话题材，而且是神医为人治病的生动写照。

由于奴隶社会制度和诸侯制据局面,使医药学的传播和提高受到严重的束缚和阻碍。如自古流传的东方的砭石疗法，西部的药物治疗，南方的针术，北方的灸法，中原地区的按摩、推拿等，根本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交流传播。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医学家们才有条件把各地分散的医疗技术经验加以综合、整理及进行理论研究。如我国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就是在这个时期编的。在《灵枢》各篇中，对于针的种类、用途、操作方法、全身穴位的名称和部位、部分疾病的主治穴、禁刺部位以及指导针灸疗法的医学理论--经络学说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还特别论述了针灸在多方面的治疗作用，其中包括广泛应用于止痛，如治疗头痛、牙痛、胃痛和关节痛等多种疼痛，并能收到“针到而痛止”的显著功效。这部医书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研究针灸技术的重要参考文献。

东汉时期的《太平经》，其中有一篇《灸刺诀》谈到:“集众行事，愈者以为经书，则所治无不解决者矣。”说的是汇集群众的经验，疗效好的把它写上书本，那就能治好疾病。此时期还有一个不知名的针灸医生，史称:“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可见，针灸技术的产生和应用，是由于无数劳动人民共同总结针灸实践经验的结果。

近年来，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夫妇墓发掘出土的四种金银医针，制作精致，是我国两千年前遗留下来的“九针”中的几种，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针刺医术的高度水平，也是我们文明古国光辉成就的最好见证。

三国时期，出现了许多擅长针灸的名医，使针灸技术成为治疗上不可缺少的方法。例如《后汉书·方术传》中记载有:“操(曹操)积苦头风眩，陀针，随手而。”当时名医之一的华陀在针灸方面确有许多创新之处，如取穴精简，善用深刺，注重针感的传导，用穴不为原有经穴所限制;对现今新针疗法仍有一定指导作用。

我国把针灸技术应用于兽医的历史，也是很久远了。相传在西周穆王朝代(公元前九四七年到九二八年)，为王赶车的造父，是一个著名的畜牧兽医专家，能刺马颈放血为马解除暑热。秦穆公时(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六二一年)，著名的相马和兽医专家孙阳(人称伯乐)，是我国第一个兽医针灸专家;他通晓马的明堂针穴，能巧治各种疾病。从后世广为流传的《伯乐针经》(公元前三世纪时写成)、《伯乐明堂论》、《伯乐画烙图》等，都是托他的名义出的专著，可见人们对他的崇敬。  

至于确有文字记载的，首见于西汉年代的《列仙传》(刘向撰)，该书《马师皇篇》中说:“马师皇，黄帝时兽医也，……有龙下，向之垂耳张口，师皇曰:此龙有病，知我能已之也’，乃针其唇下及口中，以甘草汤饮之而愈。”这说明兽医针灸疗法，至少在二千一百多年前就有了。其后，历代都有兽医专著，针灸技术也有所发展。如东晋朝时(公元三六年至三三三年)葛洪所著的古医书《肘后备急方》中，就载有针治马黑黄汗风(日、热射病)及用灸熨(温热疗法)治羯骨胀(马疫)等许多针灸、放血方法。又在著名的古农书《齐民要术》中，也提到马病的灸法及放血治病的方法。公元二五六年至二六〇年间，皇甫谥写的《针灸甲乙经》一书，是针灸疗法的普及本，在我国人畜针灸医疗技术上有着重要影响。最迟在唐代，我国传统的兽医针灸技术便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就。如据考证，《伯乐针经》确定并提出穴名七十七，针刺点一百七十一(这些穴位至今还都在应用着);又提出“看病深浅，补泻相应”的治疗原则和针刺手法。还有“春首及马有病，弃血如泥;余月及马无病，惜血如金”的放血原则。以及“放血针泻热壅之患，火针散寒去滞，白针行气”，同时分别指出各种针具的适应症和适用的穴位，等等。隋唐时代，已有兽医专著《马经孔穴图》的出现。唐代，随着人医设置针灸专科，铸定腧穴式，大批培养针灸医师，兽医针灸技术因而也有很大发展。唐朝李石等编著的《司安集》，也于此时完成。南宋(公元一一三五年)的《新刊校正司牧安集》和元代东原卞管勾集注的《痊骥通玄论》、明代杨时乔等编的《马书》等兽医专著，都有针灸穴位、手法、主治、禁忌等记载，而且在方法上不仅有白针、火针、血针、艾灸、烧烙等，还有针刺混睛虫(马丝状线虫引起的一种眼病)等巧治技术。在明代万历年间(公元一六〇八年)，《元亨疗马集》(喻本元、喻本亨编著)的出版，更进一步总结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治疗畜病的丰富经验，较详细地记载了马、牛的针灸术。

清代民间兽医傅述凤著的《养耕集》(成出于公元一八〇○年)，则是一部专论牛病的书，不仅备录方药，还特别重视医牛针术，列有牛穴针法全图，计载有针灸穴名四十，针刺点共七十八至八十，并详尽地说明了牛的针灸取穴部位、针刺深度、施术方法、适应症和禁忌、注意事项等。与此书前后，还有《抱犊集》、《牛医金鉴》、《牛经切要》、《牛经备要医方》、《活兽慈舟》等兽医专著问世;这些医牛书均较《牛经》有所发展，对针治或针药结合诊治牛病，都有较多的创新，取到了临床上的许多显著效果。

（二）

在我国历史早期杰出人物中，很有一些人精通医学，并运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来总结群众的医疗经验。例如，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提到“血气”和“筋脉”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说“水者地之血气，筋脉之通流者也”，为我国针灸理论--经络学说的形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战国末期的哲学家韩非子，十分重视医学，重视针灸技术，他多次列举针灸和药物治病的事例来论证他的政治主张;他说:“夫弹(针刺) 痤(痈)者痛，饮药者苦，为若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就是充分肯定了针灸和药物的治疗作用。这些，都促进了医药和针灸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

知识来源于实践，科学来源于群众。没有古代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就不会有医药、针灸等自然科学技术。例如中草药里面就有:“藕皮散血，起自疱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的记载，说明“藕皮”的止血功能是厨房师傅发现的;“牵牛子”的逐水作用，来自一个牵牛老农的经验。还有草药“刘寄奴”，传说是贵族刘家奴仆发现的;中药汤头中有个著名的疏散水湿，宣肺清热的方子叫“越婢汤”(出《金匮要略》)，据说是来自春秋时期越国的奴婢的验方。古时，人体针灸穴位都是出于群众的发现和创造，例如背部的“膏育”穴，最初在民间用于灸治虚劳病。而这一穴位的发现，是因为按压肩胛骨内侧的凹陷部酸胀感觉特别明显，“按之自觉牵引胸户中”，经灸治后，却能收到“气下”“停痰”和宿疾消除的效果。又如，大腿上的“风市”穴，最初就是在民间治疗脚气病时发现的。最近，兽医电针疗法所常取的“百会”穴，多用治牛的风湿症和全身神经机能疾患，早在清代民间对此就记载有“纵残喘垂尽，(针此穴)犹能强行五里。

古代有不少进步的医学家，由于受到唯物思想的影响，注意总结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有兽医特用药物五十五种，方剂、方法一百七十四条)，对中国和世界的药物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兽医方面，在明朝也有安徽六安州民间“隐于医兽”的喻氏兄弟，由于当时马匹南迁和发展民马，迫切需要提高医马技术。喻氏兄弟幼时学习兽医专科，擅长诊疗牛马疾病，学识渊博，医道精湛。他们行医操业，奔波在农村救治病畜，“民赖以有耕者无算”。特别是他们重视劳动人民的经验，并总结前人长期临症的技术经验，加上自己数十年亲身实践体会，于晚年著成了一部富有实用价值的《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标志着我国兽医学在十六世纪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至今仍是国内外普遍重视研究学习的一部世界兽医巨著。还有清朝的江西新建民间的傅述凤，自小贩牛务农，千里寻师访友，广求医牛之技，融集了群众中丰富的诊治牛病的实践经验，在当时早涝灾害、疫疠流行的年代，傅氏悬壶乡里，以救病牛，解除群众疾苦，他总结了数十年临症实践经验，写成牛病专著《养耕集》一书，现时仍有一定的参考应用价值。

但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顽固地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拼命反对用针灸治疗人畜疾病。如清代道光三年(一八二二年)，反动的清政府竟然下令太医院停止针灸一科，胡说什么“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然而，针灸技术由于深受城乡群众喜爱，仍然在民间广泛流传，特别是在太平天国的军队中更被奖赞运用。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针灸技术的发展，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到清代以后遭受到极大的挫折，“长期地。自从公元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国家。中国买办资产阶级，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大力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公元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政府的教育部总长汪大燮，竟然发出废止中医中药宣言;大汉奸汪精卫也声嘶力竭地叫嚷“废止中医，不用中药”;一九二五年伪教育部长汪伯唐又公开废除中医;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九年更提出了取缔中医的反动政策，针灸技术又受到进一步的打击。中医如此，一向被人瞧不起的中兽医的命运就更加可怜了。  

对于这种民族虚无主义，毛主席曾作过严厉的批判，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并明确指出:“所谓'全盘西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发出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推动了祖国医药学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向重视中兽医学术。毛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说:“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一九四七年，在太行山解放区成立的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北方大学农学院(后改为华北大学农学院)，设有畜牧兽医专业，并重点进行中兽医学包括兽医针灸疗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建时起，我国的兽医针灸疗法也蓬勃地发展起来。国务院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五日发布了“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展开对中兽医的学习》。农业部于同年九月在北京市召开了“全国民间兽医座谈会”，重点交流和总结了民间兽医应用针灸治疗家畜疾病的技术经验，整理出版了《兽医针灸汇编》，对兽医针灸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一九五九年农业部发起了中兽医“采风”运动，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兽医针灸经验的收集、整理、研究和提高工作,使古代劳动人民的技术经验不致失传，现时民间的群众经验又得以及时总结推广。一九六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了全国中西兽医研究工作会议。兰州及江西等省，先后成立了中兽医专业科研机构;各高等农业院校专门开设了兽医针灸课程，有许多省、市还举办了兽医针灸训练班或讲习会，大量培养兽医针灸人才。许多农牧区的公社畜牧兽医站、兽医院、门诊部的中西兽医人员，团结合作，积极应用针灸、中草药来防治各种家畜疾病。

一九五九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编写了《兽医针灸学》一书，总结出马的针灸穴名一百六十七个，牛的针灸穴名八十五个，猪的针灸穴名六十七个，骆驼的针灸穴名四十个，进一步统一了穴位名称，初步确定了穴位的局部解剖，有利于全国各地的应用推广。随后，又提出了羊的针灸穴名六十九个，家禽针灸穴名三十二个。一九八〇年，江西和浙江还提出了犬的针灸穴名七十二个，兔的针灸穴名四十九个，猫的针灸穴名三十二个。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许多专业科研、教学及基层生产单位陆续编印出版了《实用兽医针灸学》、《兽医针灸手册》、《兽医针灸疗法》、《兽医针灸技术知识挂图》、《猪病电针手册》、《兽医针灸图册》、《家畜电针与电麻》、《兽医针灸史漫话》等兽医针灸专著。

尤其是一九七九年全国中西兽医结合学术研究会成立以来，兽医针灸针麻技术发展很快，针灸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疗效也不断提高。仅根据一九七六年以来国内公开发表的四十八篇论文中的有关资料统计，用各种针灸方法治疗马、牛、羊、猪、骆驼的内、外、产科疾病以及传染病、寄生虫病共一万五千四百六十九例，有效的为一万三千八百○五例，总有效率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二。

一九八一年十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全国兽医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收到全国各地提出的学术论文共二百四十三篇，有四十四位代表在会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这些论文和报告，包括针灸治疗、针刺麻醉、穴位经络、针灸作用原理、针灸新技术等方面，内容丰富多彩，技术手段日趋先进，研究成果不断扩大。

兽医传统针灸疗法，主要有:白针、血针(工具用宽针或三针)、夹气针、火针、艾灸、卡耳(吊黄)、刮灸、烧烙、拔火罐、推拿按摩等。近年来，在这些传统的针、灸、熨、烙技术的基础上，革新创造出许多新的针灸疗法，如:新针(指毫针或圆利针)，电针、埋线(穴位埋植法)、耳针、尾针、水针(穴位注射法)、气针(空气占位刺激法)、针、电子捻针、激光针、微波针以及针刺麻醉等。

针灸术在兽医临床应用方面，非常广泛，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对畜禽六十多种疾病有效，而对其中三十余种则疗效显著，针药结合可治的疾病种类更多。如在内科疾病中，针灸对各种家畜的感冒、日(热)射病、胃肠卡他、马骡痉孪疝、马荨麻疹、牛瘤胃臌气、猪泻痢、便秘等;在外科疾病中的马、牛风湿症、闪伤跛行、大家畜腰肢蹄病、马胸膊痛、蹄叶炎、眼结(角)膜炎以及猪、牛不孕症等;针灸的抗炎、抗感染作用，已为临床研究和实所证实。针灸不仅可以治疗许多家畜普通病，还可以治疗某些传染病如破伤风、仔猪白等，也都有一定成效。

我国的兽医针灸疗法，早已蜚声宇内，流传国外。唐朝就有日本人平仲国来我国留学，我国的《司牧安骥集》、《元亨疗马集》等兽医专著，早就被日本、朝鲜和欧美等国翻印出版。近年来，在国际上，我国的兽医针灸针麻技术风靡世界，影响日益广泛深入，有美国、日本、南斯拉夫、瑞士等二十二国都正在学习研究和推广应用我国的兽医针灸针麻技术，掀起了一股“针灸热”。

（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在我国发展兽医针灸技术。古往今来，从石针(石)到光针(激光针)，我国针灸技术的发展，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不论是从历史文物的发现，从文献资料的记载，以及临床应用的结果来看，都充分证明:中国人民在同人畜疾病作斗争过程中所创造发明的针灸技术，历史悠久，应用广泛，简便经济，疗效良好，它确是伟大的中国医药学宝库中的一项重要成就。

回顾我国医药及针灸技术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科学是不断进步的。数千年来，我国人民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使针灸疗法不断地提高。人们对针灸技术的认识过程，同人们对其他事物的认识过程一样,“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逐渐地积累了愈来愈丰富的医疗实践和理论知识。随着时代的进展，工艺技术的革新，从摸索使用石针到发明运用金属针，更演变到现代化的电针、光针;从穴位的陆续发现到“经络学说”的逐步创立;从针灸一般用于止痛到成为临床医疗的专门学科;从针刺治病防病到针刺麻醉;从临床防治到针刺机理的研究;这是我国针灸学发展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医药和针灸技术的一部发展史，还启示我们:历史上进步的、有成就的医药学家和兽医学家，他们以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为指导思想，总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丰富医疗经验，坚持医疗实践，不断地跟“天命论”、“巫术”等唯心主义作斗争，对我国医学、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当时的生产及科学水平的限制，尤其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礼教的渗透和腐蚀，使祖国古代兽医学、针灸技术及其典籍中存在不少的糟粕。我国古代兽医科学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而且远不能满足当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四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今天，“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应当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立场和方法科学地清理这份遗产，肯定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表现出来的伟大的智慧和创造力，及其对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肯定我国兽医科学和兽医针灸技术的科学成就及其历史作用，扬弃其封建性糟粕，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并且不断地运用当代各门学科的新技术、新成就，汲取进步的国外现代科学技术，为促进我国兽医科学的发展、创立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兽医学而努力奋斗!

来源：《农业考古》